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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谿草堂--臧慶昇的博客

画竹多于买竹钱,纸高六尺价三千。任渠话旧论交接,只当秋风过耳边。----郑燮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不做“笔杆子”  

2008-08-27 10:40:09|  分类: 感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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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机关工作,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抄抄写写,现代叫“文秘”,古人称为“司笔札”。我很不喜欢这份工作,不仅仅因常常要为临时的紧急任务熬通宵,也不仅仅因个人才能有限,应付为难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,我非常厌恶别人叫我“笔杆子”。

不喜欢别人称自己“笔杆子”,这在中国的传统和语境中多半会让人惊讶。从古至今,中国的“笔杆子”都是一个让人敬畏的称号。首先,当一个人坐到了“笔杆子”的位置上,你的地位和待遇是不用愁的——古之所谓“幕僚”,今之所谓“智囊”,都是参机要的人物,谁能够亏待?至于“笔杆子”的作用,国人也早有深刻认识,当年骆宾王替别人草了份讨伐武则天的檄文,武则天看了就责备宰相不该“失此人”,后来有人还把“笔杆子”抬到了和“枪杆子”并提的高位上,说革命就靠这“两杆子”,而一位当代伟人称赞某女作家“纤笔一枝何所似,三千毛瑟精兵”的诗句则更是众口流传。

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很小,按说,在这样的环境里,我顶多只能算一支小而又小的乱笔头,并不能和上面所说的大“笔杆子”——幕僚和智囊们相比,可是这似乎并不妨碍我在那个圈子里收获尊敬和礼遇。和领导一起下乡,别人总要恭维两句,喝起酒来,即使是闹到最凶的时候,别人也会给我留下余地,说是“保护笔杆子”。自然,这尊敬和礼遇中有真诚,也有虚伪。然而不论真诚还是虚伪,我都会大不自在。

我为什么如此厌恶“笔杆子”?现在我已离开原来的工作和生活圈,也许是认真思索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了。

我想,我之所以不喜欢“笔杆子”,首先是不喜欢这个称呼。人就是人,怎么会成为“笔杆子”呢?这一称号本身就是把一个活泼生动的人“物化”。其次,当一个人被称为“笔杆子”时,那话里实际上还包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,即你是有主人的。“笔杆子”如果单独存在,那就是一枝笔而已,几乎没有任何意义,只有在笔杆子具有主体的时候,它才会有令人惊异的力量。那么,我能否成为我自己的“笔杆子”呢?这话有些拗口,实际上很好理解:当一个人仅仅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时,中国人习惯称你为“文人”,绝不会叫你“笔杆子”的,也就是说,你如果要成为“笔杆子”,你就必须有一个主人,而这个主人还必须是异己者。于是,又自然生发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:当一个人成为“笔杆子”,而他自己又注定不能做这枝笔的主人时,他还有无独立的人格?大概不会有了,一个人如果长期“顺”着别人的思路想问题,从笔下流出的不是自己想说的话,这样的生活过得久了,他还可能是他自己吗?回忆当初毅然决然告别“笔杆子”的生活,一个最重要的因素,就是我对丧失自我的前景有着深深的恐惧。

如此说来,我之不做“笔杆子”,是因为自己对“笔杆子”的理性认知,完全没有一点利害关系的考量?扪心自问,我还没有那么“纯洁”。如果考虑到利害关系,我也是决心不做“笔杆子”的,因为我曾经对古往今来大大小小的“笔杆子”们做过一番考察,结果得出了一个与世俗观点迥异的结论:有好下场的“笔杆子”很少。前面说过,“笔杆子”在中国一直有着很受尊崇的地位,但这只是对“笔杆子”这一职业而言,具体到某一个“笔杆子”,或许他的确常常被人捧得很高,但其最终结局却往往并不美妙。无他,“笔杆子”终究只是工具而已,不幸的是,许多“笔杆子”们似乎见不及此。清朝的沈德潜,是乾隆的文学侍从之臣,是常要给皇帝代笔的,也曾经位极人臣,就因为在自己文集中收录了替皇帝代作的诗文,没给天子面子,结果在死后被清算。西方也不例外,那个发明了著名的“剃刀定理”的哲学家奥卡姆与国王结成反对教皇的联盟,他对国王说了句豪言:“请你用剑保护我,我则用笔保护你。”可是不久国王和教皇妥协,哲学家便成为了国王向教皇献媚的牺牲品,被烧死在了火刑柱上,哲学家的豪言也成为笑柄。

在探讨“笔杆子”这个话题时,我常常会想起一个人来。我一直认为,这个人因其才华、私德和那种个性被扭曲的苦闷心境极富代表性,其命运和悲剧,堪称“笔杆子”的命运和悲剧的缩影。这个人就是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。早年的陈布雷,是睥睨天下的报界豪杰,他的自述中说“年少气盛,自视若不可一世”,至今尤能想见其风采,可是自从他进入蒋介石幕府后,他的棱角就全被消磨或掩藏了,在外人看来,他的文笔固然从凌厉一变为平实,其人也仿佛修炼成了无私无欲的得道高僧,在陈布雷自杀后,国民党中就有人撰文称赞其“没有自己的得失,没有自己的荣辱,他以领袖的得失为得失,以领袖的荣辱为荣辱,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个境地,乃是由于他的心境的纯洁,毫无私念和私欲”,可在笔者这样的庸人看来,一个品行高洁的人固然可以少点私心私欲,但完全没有自己的得失和荣辱,还能叫一个完整的个体吗?事实也证明,陈布雷即使是在做了“笔杆子”的时候,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,只是“笔杆子”这一职业使他不得不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掩藏起来,否则他也不会在一片文恬武嬉中留下“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”的遗言,而仰药自尽。

陈布雷的悲剧是一个人想摆脱“笔杆子”生活却不可得的悲剧,他之所以不能断然告别“笔杆子”生涯,可以说是那种悖时的“愚忠”观念死死束缚着他;“笔杆子”的悲剧还有另一种类型,这种人做起“笔杆子”来得心应手,听凭手中之笔成为政坛攻守的开路先锋乃至杀人利器,他本人对此不但没有什么“精神之痛苦”,而且还自以为得计,可是一旦形移势变,他注定会被时代和原来的主人所抛弃,尤其令人感慨的是,这种“笔杆子”很可能至死都无法理解他所遭遇的一切。

一部很滥的电视剧中有一句经典台词:如果你想上天堂,那你就去美国;如果你想下地狱,那你也去美国。套用一下,一个读书人如果想上天堂,你就去做“笔杆子”;如果你想下地狱,你也去做“笔杆子”。而作为凡夫俗子的我呢,既不想上天堂,也不想下地狱,只想过一种有尊严、有个性、真诚歌哭的生活,所以我决心不做“笔杆子”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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